吃掉艺术的香蕉

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喜剧演员》（Comedian）自2019年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首次亮相以来，就以一根用胶布贴在墙上的香蕉成功引发了艺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当时，我对此类种种的奇观和其激起的涟漪只是一笑了之，仅将其视为另一个典型的“卡特兰式”作品。但归根结底，我之所以未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是因为尚不具备足够的语言工具和理解框架去解释其现象背后的复杂性。

作为艺术家，我们很容易将作品单纯的简化为某种创作的方法论，即更注重作品的呈现方式而非其“表达”的具体内容。在这点上，卡特兰的方法并不难以理解，难度在于对整体西方艺术圈氛围和空气的把握—用现行的话来说，卡特兰总能够敏锐的捕捉到风向，并站在风口施展才华。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特点，而是整个后现代艺术生产模式的共性，即重点并非生产艺术品本身，而是生产出可广泛流通的艺术话语/超级符号/超级能指。当然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而到了2024年，当这一作品以620万美元的价格在苏富比拍卖行成交，并被新买家孙宇晨当众“吃掉”后，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或许孙宇晨（藏家）比卡特兰（艺术家）更懂得艺术在如今所拥有的价值和在社会中的位置；或许，在高额买下并吃掉香蕉的时候，孙宇晨才是更像“艺术家”，卡特兰不过是艺术生产链的其中一环，和卖与他香蕉的那个水果商贩无甚差别。

艺术家与买家，批判与共谋

在卡特兰还在重复：“让我困扰的是，第一次拍卖之后，艺术家就无法再从作品的易手中获利了...拍卖行和收藏家从中获利，而推动市场发展的创作者却被排除在外。” “香蕉艺术作品是对艺术市场投机的讽刺.” 类似话语的时候。

孙宇晨则强调：“这类物件和概念大多以（智慧财产权）形式出现在网路中，而非以实物存在”。孙宇晨在采访中曾提到概念艺术和NFT的相似性。正如他购买的并非香蕉和胶布本身，而是卡特兰签名的14页长的收藏证书/指南——一种关于艺术话语权和所有权的象征。当然作为虚拟货币大亨的他收藏这个作品主要原因之一 — 若非为了当众吃掉这个620万美金的“香蕉”的艺术行为，又何必买下它呢。（作为严肃的艺术批评而言：我认为他应该连胶布一起吃掉，这个作品才逻辑上合理）这种明确的商品化视角，与卡特兰所谓“批判艺术市场”的立场形成了有趣对比，甚至可以说，孙宇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彻底”地完成了《喜剧演员》所隐含的批判：艺术的核心不在于物质，而在于它如何被交易、被传播。

当莫瑞吉奥·卡特兰质疑为何艺术家无法从艺术市场交易的增值部分中获利时，他可能忽略了更为深层的问题：支撑这件现成品艺术（ready-made）作品的香蕉种植者、商贩，以及布基胶带的生产工人，同样未能从这场巨额价值增值的链条中分得一杯羹。（更不用提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助理和实习生了。）孙宇晨则主动对于所谓具有批判性的艺术观众们的关注热点进行公开的积极回应：

这样的对比显然是有选择性的，不对等的，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然而，核心问题在于：香蕉和灰胶布本身并不重要，甚至作为艺术的香蕉和灰胶布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和载体，在舆论和市场空间中被不断传播、放大，并实现价值增值。这种机制甚至与我现在所做的分析没有本质区别——为“喜剧演员”这件作品增添更多的解读和话语资源。

这一事件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当代艺术的内在矛盾：艺术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平台，同时也是资本和消费主义的直接产物。卡特兰通过香蕉来嘲讽市场投机，最终却也成为了市场投机的一部分；而孙宇晨的行为则用一种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进一步凸显并强化了这一现象。艺术市场并非简单地在容纳或迎合概念艺术，而是主动吸收其批判性，甚至将其转化为自身运作的能量，使其成为市场自我宣传和价值增值的工具。

因此，真正的逻辑可能从来都不是艺术家在“对抗”市场，而是艺术家与市场在桌面上表演批判的姿态，同时在桌面下彼此暗通款曲，摩挲大腿，达成共谋。这种表面上的“对立”恰恰是推动市场运作和增值的隐秘动力之一。批判与市场的界限在这里早已模糊，甚至可以说，批判本身也成为了市场的一部分。

批判如何？

对于我而言，更重要或者更有趣的是，我们能够对此做什么评价，做什么样的批判？在整个事件中，艺术批判似乎无法有效地介入，因为批评已经成为了市场话语的一部分，甚至为市场的运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就概念艺术本身而言，其诞生正是部分源于对传统艺术框架和语言系统的指认和逃逸。吊诡的是这种指认和逃逸可以被系统性的“招安”纳入到既有的系统里。这种吊诡在今天似乎掀起了一半的面纱：正如，香蕉对艺术市场的嘲讽，可以轻而易举，顺理成章的被艺术市场接纳并且有效转换。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并非先有了香蕉和胶布这个艺术奇观，而是在刻意制造的惊世骇俗的交易中，这个奇观才诞生。可以说，与其说这是“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不如称之为“交易艺术”（transactional art）。

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在其新书《无序的注意力》（Disordered Attention）里指出，目前对于互联网的批判往往集中在其对于人的知识体系，注意力，认知模式的重塑上。而没有追问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何以如此丝滑顺畅的接受了互联网，何以如此看似毫无阻碍的接受了新的认知模式和知识体系建构？或许我们在接受互联网重塑认知模式之前，早已完成了观念和行为上的“准备”。概念艺术在60年代的繁荣也许正是这个观点的佐证之一：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和互联网的统摄下的全球化到来之前，就已经焚香沐浴，清空身体，翘首以盼，引颈受戮了。之所以无法批判，是因为“吃掉艺术的香蕉”本身，正是现当代艺术所期待着的时刻，尽管我们在面对这位逻辑上的顺位继承人时，显得扭捏和无力。与其说丧失了批判性，不如说所有人都共同期待着这些“批判性”的作品和事件，以便吸收和再生产。

然而在接受其吊诡之余，可以尝试找回一些新的批判性...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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